今天是10月10日，也是2021年世界精神卫生日。今年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提出的运动口号是：“让人人享有精神卫生保健成为现实”，而我国卫健委将心理健康问题聚焦到下一代的儿童青少年身上来，所定的主题为：“青春之少年，青春之心灵”。

过去一年半的新冠疫情，给这个年份留下了特殊的历史记号：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因封锁和隔离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特别是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疫情隔离在家，许多孩子要对着屏幕上网课，原有学习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不适应，使得学习效果大打折扣、成绩下滑；同时正常的社会生活被疫情中断，孩子和父母长时间共处一室，摩擦增多，家庭矛盾得不到向外排解，反倒让脆弱的孩子成了父母的出气筒；困于室内，失去了和朋辈共同玩耍的空间，孩子们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转移到了网络上……

疫情之下，学业压力、亲子矛盾、网络依赖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，暴露出更多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问题。据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(2019-2020)》统计，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24.6%，其中轻度抑郁17.2%，重度抑郁为7.4%。而青少年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症，也是极易诱发青少年自杀行为的精神障碍，因此应该得到重视和预防。

引起热议的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在媒体报道的事件后续调查中披露，该学生于自杀前曾数次割腕，而警察通过调取该生手机数据也发现，该生在和朋友的聊天记录中表达出自我贬低等抑郁倾向。[1] 这些不好的苗头如果能早点被发现，并得到家长和学校的重视，悲剧或许可以避免。

▷ Image by Tra Nhu

针对青少年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方式，一般需要结合心理疗法与药物治疗，双管齐下。其中，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，人际与社会节律治疗与家庭心理治疗。在精神疾病的临床治疗中，数字疗法具有治疗、评估和预防三种功能，也可对应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功能。而在这个案例中，如果应用数字化疗法，进行社交网络的数据监控并提前干预，或许可以防止类似悲剧的发生。这也体现了数字化疗法在预防精神疾病方面的作用。

数字疗法，是在数字化时代下衍生出来的新型心理治疗方式，也是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治疗的一种手段。根据梅根·科德尔（Megan Coder）在2019年的定义，从狭义上来看，数字疗法是指由软件驱动、并以循证治疗为基础的，能够用于预防、管理和治疗某种医学疾病或障碍的一种治疗方式。[2] 具体应用数字技术的治疗方法包括：在线治疗，社交机器人，可穿戴设备、AR/VR游戏化疗法、数字药物等等。

对于Z世代来说，他们早早就接触了手机平板，对各种数字产品使用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，因此，在他们身上，数字疗法也具有更好的应用基础。数字疗法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在以往，人们可能会由于“病耻感”害怕确诊精神疾病而不敢到医院看医生；而在现在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、查找信息并寻求专业帮助。

例如，在疾病发生及确诊的早期，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数据进行分析，以此来评估用户的情绪状态，测算并控制疾病发生的风险，防患于未然。还有利用可穿戴设备监测生理指标的做法，包括监测患者心率、脑电图、皮肤电活动等，用以形成临床上可操作的数字表型，为医生在做出疾病诊断时提供可靠的判断依据。[3]（点击阅读更多）

而在病程中，如果想要得到安全、私密的心理治疗环境，也可运用VR系统来实现。由牛津大学丹尼尔·弗里德曼（Daniel Freeman）教授及其团队开发的一个用于心理治疗的VR系统gameChange，能够模拟患者在做心理咨询时害怕遇到的社交情境。这种VR系统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的交互环境，有利于消除患者的不安情绪，并使他们的症状逐渐减轻。

以及有更多的聊天机器人如Woebot被设计来督促患者面对心理压力和焦虑。这些基于手机端的移动应用，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，在患者无法正常获得心理治疗的情况下作为补充的治疗，可以为患者心理健康提供有益指导，也能够提高患者治疗的参与度和依从性。

疗效上，大量研究表明，类似聊天机器人的网络认知行为疗法，作为认知行为疗法的变体与延伸，的确可以有效缓解焦虑与抑郁症状，也足以应对强迫性障碍（OCD）与体像障碍（BDD）等更为棘手的问题。[4]

▷ Image credit: Glenn Thomas

技术的发展带来便捷，但数字疗法也是一把双刃剑，我们也要考虑数字疗法的两面性。数字时代，数据的获取变得轻而易举，而这背后的隐私性问题也仍尚存疑虑。数据使用的边界该由谁来制定？我们不排除在未来将有许多机构（政府、医院、社区）可能参与到这些用户数据的共享之中，但在多大程度上，用户身份信息能够被消除、隐私能够被保护？退至底线来看，如果一款设计不完备、可能遭受黑客攻击的软件，收集了几乎关于你的所有医疗数据，一旦信息泄露，我们还能拿什么来捍卫自己的隐私权？

回到理论上来，数字疗法的设计也一部分受制于现有的理论模型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，要收集哪些数据？对数据的精确度有何种要求？数据的分析方法是否可靠？面对大数据驱动的精神疾病的数字化疗法，我们应避免步入机械的还原论误区、造成只注重数据的片面结果，既要借助技术与理论研究的力量，发展出更新更完善的数据分析方法与理论框架，也要从精神疾病的社会隐喻层面去理解。

从微观的生物层面上来看，精神疾病的产生有着具体而微的分子生物学机制，精神疾病成因之复杂，而现有的精神疾病的动物模型通常过于简单，我们也还期待建构出更好的理论模型来加以分析。[5] 深入研究双相情感障碍（biopolar disorder,BD）在大脑的细胞与分子层面的发病机理，将有助于建构BD的易感基因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动物模型。在2020年，由姚骏研究组发表在《PNAS》上的论文提出了BD致病机理的树型理论假说，认为在分子层面上，某条分子机制的缺陷是导致BD高遗传率的关键，为进一步研究找到了突破口。[6]

从宏观的社会层面上来理解，精神疾病的形成是一个生物-心理-社会因素相互关联的过程，理解大脑如何形成宽广而复杂的神经网络，与揭开精神疾病的成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我们吸收内化社会知识并在大脑中形成表征，在语言的表达中做出清晰的概念定义，给那些新出现的事物冠以名词解释。但获取如此之多的大数据，找出变量、机制来理解大脑中正在发生的非线性系统，反而却增加了知识的复杂性。尽管神经科学关于大脑意识的产生还未有定论，但至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一颗完全孤立的大脑，而是活生生地以身体的形式嵌入在各种社会联结的变动与发展之中。

数字疗法有将我们的身体过度抽象化的风险，毕竟，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不是简单的输入-输出机器，大数据也只是经验世界的镜像反映。它的出现可以重新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，但我们也不能够过分受限于虚拟现实。

▷ Image credit: Freepik

青少年精神疾病问题具有特殊性。在医学人类学生命叙事视角下，青少年是人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，少年时罹患精神疾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事件，将对人一生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。

近年来，青少年抑郁与双相情感障碍面临着发病率逐年提高的趋势，根据《柳叶刀》词条，双相情感障碍有约七分之一（13%-16%）的终生患病率，一生中重复发作的可能性大。病情严重的情况下，患者会产生自杀的倾向，约有10%-20%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承认至少有过一次自杀的尝试。[7]但尽管病情恶化的后果凶险，但只要能够得到长期关注与持续治疗，保持心理健康的状态，使病情完全处于控制之下，就能够享受幸福的人生。因此，重新建立我们的认识，要看到精神疾病只是慢性疾病的一种。

目前我国的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较重，在2019年的疾病负担报告中，抑郁障碍在所有精神障碍中位居首位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对疾病的社会干预，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定，2020年我国卫健委发布了《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》，提出把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及高等院校的抑郁症防治要求中；在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上也提出了“积极推进积极推进《健康中国行动(2019-2030年)》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和《健康中国行动一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(2019-2022年)》”。这些方案都体现出我国在精神卫生方面的建设性的探索实践。

回归现实，结合脑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我们呼吁对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支持，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，一起建设面向未来的精神卫生服务，毕竟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。